穿越时空

张小奇

“1978”，这个在中国教育历史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份，对我来说更是命运的转折点！我从一个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达到第一批高考录取分数线而最终不知何因未被录取的考生，再参加半年后的第二次高考，终于成为湖南大学图书馆班的一员，迈进了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

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的学习机会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大学生活开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满以为可以像中学时代那样成绩名列前茅，哪知我们班强手如林，“奇才”、“怪才”层出，同学们各有所长、博学多艺，让我相形见绌。好在我们的课程设置文理兼备，尤其是多种外语选修，让同学们得以依各自的特长、兴趣挑选课程，这种现在国内外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在当时却是创办“湖南大学图书馆班”的潘主任等老师们付出艰辛努力争取到的。我就是这种开放式、多学科教育的受益者。尤其我们是湖南大学图书馆班的学生而享有自由地进出学校图书馆各类阅览室的“特权”。那时我经常出没的阅览室就是东楼的科技阅览室。我在教室做作业累了、烦了就跑到楼上的科技阅览室看杂志，先是没有目标的什么都看，看着看着发现最能吸引自己的是那些经济类的杂志，当时国内这类杂志还不多，中文版的就只有二、三种，但还有英文版的，我任由自己的爱好，尽情地漫游其中，不亦乐乎！没想到幂幂之中我已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多后，机械工业部给湖南大学一个去德国学经济管理的留学名额，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会德语。当时湖大师资科在全校的青年教师中征选，未挑到合适人选，正准备将名额退还给机械工业部。我偶然获悉，幸运得到了这个留学的机会！

到德国留学，我亲眼目睹了市场经济带给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发达，亲耳聆听了那些在著名的宝马、西门子、奔驰等公司当顾问的大师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我眼界大开，观念更新，终生受益！

留学回来后，我在湖南大学经济管理系主要担任“世界市场行情”课程的教学，并编写了此门课的教材。当时正值我国对外改革开放，外贸出口如火如荼。我所教的工业外贸学生入校时的录取分数全校最高，毕业时分配最抢手，学生分到各省市外贸公司后奔赴世界各地，回来后跟我聊起所见所闻，让我感觉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自己经济实践经历太缺乏，书本对书本的教学苍白无趣。不知是我骨子里有不安分的因子，还是我名字里有个“奇”，字，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乘邓小平南巡视察的东风，我来到了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土。

初到深圳，我去银行、公司应聘工作，人家看了我的简历后，听得最多的话就是：没有企业工作经历。最后还是深圳市工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心聘了我，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深圳市第四期大中型工贸企业经理（厂长）岗位职务培训班”的教师兼班主任。干了二年多后，朋友推荐我到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聘研究员。

当时我国证券市场还刚刚起步，各方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改。研究就首当其冲为所有的改革献计献策。我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就是研究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差异和各自的利弊，我到业务一线走访、到交易所考察，然后进行对比分析后，写出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两个交易所和公司领导及业务人员的认同和好评。初战告捷，我信心大增！实打实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马上就到实践中去应用，立竿见影。我找到了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感觉，接二连三地写了多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有影响的文章，并在国内外金融证券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参与了《证券法》制定，其中很多条款都是采用我们的原文。担任大鹏证券综合研究所负责人后，组织出版了大鹏证券研究丛书，主编了《中国股份制企业股东事典》、《中国股份制企业职业经理人事典》、《网上证券交易要诀》等专业书籍。这样风风火火地干了五年多后，我被调到公司业务一线——投资银行资本市场部。

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简而言之就是帮企业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以筹集资金，我主要负责给公司所发行的股票确定价格后销售给投资者，十多年来，我主持和参与了百余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销售；亲身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历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参与了中国证监会等各级证券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改革方案的研究过程，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中国经济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中国证券市场又如何牵动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

弹指一挥间，我投身证券行业已十九个年头，算得上该行业的“老江湖”了。目睹了证券行业由日进千万的暴利到大多数公司频临倒闭的跌宕起伏；经历了公司从红红火火、名声远扬的鼎盛到陷入困境、破产清算的衰落。有过失落、茫然，更多是挑战、成就感，难能可贵的是让我更多领悟坚韧、持着、淡定和宽容。

饮水思源，湖南大学的四年，正值我的人生观、择业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回首往事，很多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启迪、引导，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充满感动、感慨、感恩！

潘主任是我们的“系主任”，更多时候让我感觉像慈祥的长者，记得我毕业时因为父亲重病而焦急不安，曾经想放弃留校去离家近的单位工作时，潘主任一脸严肃地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这么年轻就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了?父亲生病只是暂时的，自己的前途才是长远的，你要将眼光放长远！”经他这么一指点，我安心留校了，才有了以后去德国留学的机会！潘主任晚年常住深圳，在深圳的同学们聚会，他总会欣然参加，还跟我们谈他的读书心得、对时政的看法，其人生经历的沉淀叠加新观念的厚重与透彻令我们耳目一新。2008年金秋十月受晓玮夫妇邀请潘主任与我们同游了西樵山。

李淑华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为我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奔波操劳。我们遇到任何问题和困难，李老师总是尽心尽力解决。我当时学英语，想听唱片，只有学校图书馆有一台笨重的留声机，李老师不仅为我借出留声机，还为我在图书馆的二楼书库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使我得以课余时间去听英语唱片。

付予行老师“右派”平反后，首次出来给我们上“情报学”课程。我崇拜他的博学多才、困境中坚持治学的精神。特别是他对我在经济学方面教诲，是我日后立志投身“经济”的关键引导。

张白影老师当时在我们的眼里是英俊才子、年轻有为。授课常常引经据典，风趣幽默。课下又像我们亲近的兄长。我获得留德的名额后，须去北京办理有关手续，接到通知后来不及请假，买了张站票就走了。当时打电话很不方便，直到回校后才去向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张老师补假，我提心吊胆地去见张馆长时，没想到他没训斥我的“叛逃”，而是先问了我办手续的情况，最后才警告我下不为例。出来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我先生说“幸亏是你的老师，换了别的领导，有你好受的”。的确，关键时刻还是老师好。

石景屏，我一直称她为“石大姐”。是我们班女生中年龄最大的，可学习却是最轻松的。我那时在寝室看书总是难以安心，只得跑到教室去。而石大姐在寝室边看书，边哼歌，还可随时回答同学提出的任何问题。碰到数学上的疑难问题，我总是向她求助，每次经她一点拨，就恍然大悟，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油然而生好感，我们成为了朋友。

屈义华是班里的团支书，陈飞虎是团宣传委员，我是团组织委员，我们这“三人帮”会常在一块讨论工作，也常会以此为借口逃课。记得有次岳麓山上有画展，陈飞虎告诉我们很值得一看，于是我们三就逃课去那了。我是个“画盲”，陈飞虎绘声绘色地讲解，给我扫盲。屈义华敢作敢为，做事有魄力，我们从心里服他。特别是他后来实现了我们班“零的突破”——娶到了班里的“小美女”曲晓玮，成就了我们班唯一“一对”。他们到佛山工作后，我们走得更近了，我还时时不忘提醒他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班“归零”！2008年，我们“组团”去佛山，特地参观了屈义华所在的图书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述他的管理之道。

张学华大哥，活跃风趣，经历丰富:下过乡、当过工人。有次他与我谈起他在工厂干着单调重复的活儿又无法摆脱时说：“尽管是简单重复的机械动作，我还是边做边努力地去寻找其中的乐趣，这样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厌烦了。当你没法改变某种境遇时，你只有尽可能地去适应，然后再找机会去改变。”这番富有哲理的话使我获益非浅，以后遇到不利的处境时我常常会以此告诫自己。

写着写着，往事如流水涌出，要写的同学和事情太多了，再写下去就要远超曾班长的“编”啦，还是知趣地搁笔吧！

原文连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b79440fe0101851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