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

儒学是古代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在中国古代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中实居首位。但是，儒学的文献却没有象佛教、道教那样得到系统整理，儒学不仅没有象佛、道二教有《大藏经》和《道藏》那样，拥有一部自己的《儒藏》，而且也没有象佛学文献和道教文献那样，有系统的著录体系。明朝万历时期，孙羽侯、曹学佺先后曾有编纂《儒藏》的倡议和举措，皆因明朝的灭亡而无功中辍；清乾隆时周永年又撰《儒藏说》重加倡议，曾引起学人极大关注，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乾隆皇帝下决心编纂《四库全书》，但是《儒藏》本身也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1997年，四川大学曾将“儒学文献研究与《中华儒藏》编纂”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2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又相继召开会议，向社会发布编纂《儒藏》的消息；2003年底，北京大学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投标中胜出，成为“《儒藏》编纂和研究”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从此，编纂《儒藏》再次成为从事古籍整理和古代学术研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报刊、络网对编纂《儒藏》的宗旨和意义，规模和价值，方式和方法，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足见学界对编纂《儒藏》工程的热心参与。但是，据笔者所知，目前有关《儒藏》问题的讨论还局限于“意义”（即重要性的宣扬）和“方式”（即校点或是影印）等肤浅的层面，对《儒藏》编纂学上的许多问题还未能深入讨论，或者尚认识不足。特别是编纂《儒藏》时不可回避的分类原则和著录体例问题，目前学人采取的只有简单的取舍态度，还缺乏认真的研究。如有人主张“按作者生卒先后排列”；有人主张“采用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分类法”；或又主张“采用‘经、史、子、集、丛’五分法”。为何采用这些编排方法，又都没有进一步说明，似乎这是一个不必讨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举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无不重视体例，讲究类目，编纂丛书，也是如此。如果类例不立，系统不建，学统不清，源流无别，丛书将不成其为丛书，学术也达不到彰明之目的。即或是有旧时体例可以因循，省却许多烦恼，但如果因陋就简，不思更张，必然削足适履，难以完全适应，即或勉强采用，也是他人体例，非我自家风范。故欲成大事业，成大著述者，必先明其宗旨，思其体例，首建系统，以自成风纪。是故向、歆司籍，九流以别，爰著《别录》，分立《七略》，使九流百家各有所统，诸子群书自得其归。唐撰《隋书·经籍志》，清修《四库总目》，虽然改六分为四部，类目也有很大调整，但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类例，以统群籍之功用，实与向、歆父子无别。

北京大学曾宣称：他们“实施的《儒藏》编纂工程，字数将超过八亿，规模相当《四库全书》”，这无疑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作为《儒藏》这样大型的、专题的，也是前无古人的丛书，如果没有分类，如果无所创新，不仅与如此浩大的工程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儒学文献的具体实际、学人阅读和使用《儒藏》时的特殊需求极不吻合。因此，只“以作者生卒年代编排”的构想显然不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其不能作为大型丛书（特别是《儒藏》这样的学术性丛书）的编纂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经、史、子、集、丛五分法”呢，这是在丛书中又列“丛书”，无异《儒藏》中再有“儒藏”，大有叠床架屋、繁复绞绕之感，也是显然不妥的。故兹二说，这里暂且不予讨论。那么，据说是“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法又如何呢？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照搬旧法，缺乏创意；道大难容，文不对题。说它“照搬旧法，无所创新”，是由于“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国家图书的收储方法和著录体系，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图书状况，当时的学术传统，必然与今天现存的图书状况和学术研究需求已经极不相当了，照搬旧式，无所创新，如何可以？说它“道大难容，文不对题”，是由于“四部”分类法系百科群书、三教九流等综合性图书分类体系，儒学当时只属于其中的一家，今天要编专科型《儒藏》，如何能够兼备众体？因此，“四部”分类法虽然已注意到要为《儒藏》找到了一个“分类体系”，但是找到的并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因此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四川大学自1997年以来，即对儒学文献作过一番调查和分析，在分类问题上也曾有过初步探索，这里愿结合这些摸索，谈点个人关于《儒藏》分类体系的体会，以就正于方家。更希望学界从事文献目录和儒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

一、论“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和适用范围

诚然，“四部”分类法确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主要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方法。就像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样，它的适应对象也有其特定的范围。“四部”法是在中国古代文献类别不断增加，同时部分图书又在日渐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它是针对中国古代综合性文献的状况（即无所不包，不所不有）而设立的。

中国目录之学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次演变，其分类有六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十二分，甚至更多。每次分类的增减，都与当时面对的图书实际和学术需要有密切关系。由刘歆在其父《别录》基础上删定成的《七略》，首开中国图书分类著录之风。班固“删其要”而成《汉书·艺文志》，至今还保留了《七略》分类的梗概：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阮孝绪《七录序》）。《辑略》即各类小序，因此《七略》实只分为六类，故王充《论衡·对作篇》说：“六略之书，万三千篇。”这一分类，在学术上固然有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但也与当时整理图书时“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的分工，和各类图书种类和卷帙多寡的情况决定的（详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四所考）。如兵书、数术、方技实难与诸子严格区分，只因当时兵书为步兵校尉任宏所校，数术为太史令尹咸所校，方技为侍医李柱国所校，故皆别立一个大类，与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的经传、诸子、诗赋之书并列。又如《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等皆是史书，实与“六艺”有别，但因当时只有8家、411篇，数量太少，难以自立门户，故追其渊源，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下；至于诗赋，如果准此原则追究其渊源，亦系本之《诗经》，却因有106家、1318篇之多，卷帙浩繁，难以寄生，故别立《诗赋》一略。

后世图书目录类别之分合，方法至多，要其准则，虽云本之向、歆，实亦因当时文献状况增减而在类目上有所损益，这是历代图书分类的通则。如魏晋时期，兵书、数术、方技以及先秦诸子书籍锐减，而历史、地理类文献又日益激增，故荀勖的《中经新簿》已不再坚持《七略》的六分法，只将中央藏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序》）。甲部当《七略》“六艺略”，乙部则当其“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丙部即后之“史部”，已从《六艺》中“春秋类”的附庸独立出来；丁部则当《七略》“诗赋略”。

由于荀勖将中国图书按四大类分编，有以简驭繁之效，故历代书目多所采用，东晋李充又将其乙、丙二部互换位置，将史书提于子部之前，从此之后，“秘阁以为永制”，著录奉为常法。南朝梁元帝时，又将四部之书各冠以“经、史、子、集”四者之名（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唐修《隋书·经籍志》，其书以四部分类，部用经、史、子、集命名，于是经、史、子、集的四分法遂成为中国百科图书主要的分类形式。

四分法已经成为历代皇家储书和国家书目的定制，故连事事欲超越前人，处处想自立风范的乾隆皇帝也无法更改，由他“钦定”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皆采用四分法。“四部”法用“经”居首，史、子、集居次，这当中倒也不无万法归宗，以儒学统百家的意思。但是，恐怕最主要的还在于“四部”分类乃群书分类的古来旧法，变之骇俗的原因吧。

及至20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在为2797种丛书编制子目索引时，其《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即“以子目为单位，采用四部分类，部下又析为类、属”的方法编制而成。可见，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朝以下至于近世，都是中国古籍图书主要的分类方法。

从发展的眼光看，“四部”分类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十全十美的方法。　故荀勖、李充之后，对四分法进行改造者仍不乏其人。南朝宋王俭为公家撰著《元徽书目》，虽用“四部”法；而反映本人学术思想的《七志》，却用七分法：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伎；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另有佛、道二类附于书末，实为九类。如果说其前六志系用刘歆《七略》而略变其名，其第七志乃根据南北朝时期地图、谱录增加，故立图谱志；附录二志则因其时佛、道二教盛行，经典骤增，故设佛、道两志。之后，刘孝标和祖暅又有“五部目录”，南朝阮孝绪因之作《七录》又创为七分：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谓之内篇。外篇则为佛法录、仙道录。合内外二篇，共为七部。

唐、宋以后，书籍倍增于前，学术日繁于后，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考察，这些书籍都无法用经、史、子、集来包举了。故宋人编目，多只按“四部”的分类略略将其归于相近的部居，而不再总标经、史、子、集等专名。欧阳修等《崇文总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是如此。李淑、邓寅、郑樵等人，又在“四部”法之外更出新招，淑《邯郸图书志》在经、史、子、集之外，更益以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共为八类；寅《邓氏书目》在“四部”之外，增加艺录、方技录、类录，共为七部；郑樵《通志·艺文略》于经类外，又有礼、乐、小学；诸子类外，有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加上史类、文类，共十二类。直至清儒，虽然官修《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已经“钦定”为“四部”，但是学人著书仍在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在史学外，有地理、金石；诸子外，有天文、医律、类书、书画；加上经学、小学、词赋共为十类。这些探索都更接近群书增损的实际，也更符合日益专深的学科研究之需要。

总结以上所述，目录分类方法的创立，其原则不外二种，一是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图书种类和数量的增减和多寡。有其书并已达到一定数量，就应为之立目；无其书（或是虽有而量太少），就没有必要空存类目。要其总归，端在于切于实际和合于实用而已。故余嘉锡先生说：“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余著《目录学发微》4）实可鍼死守“四部”法者之膏肓矣！

吾人谈《儒藏》分类，是袭用《七略》，抑或采用“四部”，或是采用其他，首必须知道，就目前而论，《七略》、“四部”等等，皆系百科群书的分类著录方法，并不是为专题丛书设立，更不是专为《儒藏》而设的。《汉志》以《六艺略》统六经、小学之书（附录史部之书）；《诸子略》统儒、道、名、墨、法等九流十家著作；《诗赋略》统赋、诗等作品；《兵书略》统军事理论及技巧等著作；《数术略》统天文、历法等著作；《方技略》统医药、神仙之书。除《六艺略》（史学著作又除外）、《诸子略》的“儒家”之外，凡乎都不是直接的、真正的儒学文献。

“四部”分类法也是如此，其《经部》大部（除少量小学著作外）、《子部》“儒家”，尚可以说是纯粹儒家著作，其它各部（如《史部》、《集部》）都只有少部分属于儒家作品（如《史部》“正史类”的儒林传，“传记类”的孝子传、忠臣传等；“编年类”的名儒年谱，“综录类”的学案等。至于“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史钞类”、“载记类”、“地理类”并不直言儒学，故留之无益。《集部》的文集，实为杂汇，多半不言儒理，一概存之，亦非良法），因此再一成不变地完整地保留一个《史部》或《集部》就完全没有必要。

由此可见，专题性丛书如果再一味照搬综合性丛书的分类法，就显得不伦不类，“道大难容”了。专题性丛书主要功能应该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四部”法既不是专为儒学文献而设，当然就不能完全满足《儒藏》的需要。如在分类上，或按内容（如经、史、子）分，又按书籍体例分类（如子部杂家、类书；集部之别集、总集等），标准既不统一，当然就无法反映出《儒藏》“按书之性质分部，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发微》卷4）的特殊性来。此不可不知。

二、论专题丛书当自立门户、别构营图

专题性丛书，必须结合专题文献的具体实际，根据专题研究的学术需要，进行既科学又实用的新式分类。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丛书《大藏经》和道教丛书《道藏》就是如此。《大藏经》用经、律、论来统摄佛学文献；《道藏》用“三洞四辅”来统摄道教文献，都是从自身文献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没有直接照搬刘氏的六分法或荀勖的“四部”法。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儒学丛书的编纂从来还没有探讨出一套系统的科学的分类方法。

《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自叙“繙十二经以教”。说明孔子是最早将儒家经典汇集在一起，并形成了“六经”或“十二经”概念的人。

刘向、刘歆《七略》的《六艺略》记儒家经部图书（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排列，附史书于《春秋》之后）103家，3123篇；《诸子略》“儒家类”记《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刘向所序》、《扬雄所序》儒学诸子53家，836篇。两类共有儒学文献156种，3959篇，已备儒学文献经部、论部二体。但是相对于“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来说，还只是百科中的一科，《七略》还不是儒学文献的专目。此后的四分法的《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七分法（或九分法）的《七录》、《七志》等等，其中也都著录有儒学著作，但都还不是专门的“儒学文献目录”。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有梁僧佑《出三藏集记》，道教已有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开元时期佛教又有《开元释教录》，佛、道二教都创立了很好的专题文献著录体系，唯独儒学专目未曾经见，这在以儒立国的中国似乎不好理解。唯一可以找到点安慰的是，《魏书·儒林传》载孙惠蔚上疏：“臣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禆残补阙。”并“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帮助完成修订之事。这里的《甲乙新录》是什么样的书呢？由于文献失载不可详考。考虑至魏以来目录书用“甲乙丙丁”分部，也许此处的“甲乙”即荀勖《中经新簿》“甲部纪六艺、小学，乙部纪诸子云云”的“甲”“乙”，也即是“经部”和“子部”。联系孙惠自称“儒”者，又申请“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共事，他所指的“乙部”可能系指儒学诸子。这样的话，由卢昶初创、孙惠蔚修订的《甲乙新录》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文献目录”。可惜此书久佚，《隋志》也未提及，其具体内容已经完全无考了。

中国现存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文献目录，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其书共300卷，《四库全书总目》卷85述其结构说：“是编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初名《经义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后分例曰存，曰阙，曰佚，曰未见，因改今名。凡御注、勅撰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羣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共一卷，刊石五卷，书壁、镂板、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自述各一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述三卷，皆有录无书，盖撰辑未竟也。”朱目主要对儒学的经部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和著录，只以少量篇幅涉及儒学师承、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和自述等，可惜其中的宣讲、立学、家学、自述四类又阙载内容。《经义考》对儒学文献中的经部文献著录最全，但对儒学诸子（理论类）和儒学史料等文献，却注意不够。因此，《经义考》尽管是一部有相当规模的“儒学文献目录”，但也还不是儒学文献的全部著录，也还未能对所有儒学文献进行系统分类。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删定六经”，汉、魏、唐、五代、宋、清等朝所刊石经有“七经”、“三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儒学经典丛编”外，较大型的儒学丛书曾有以下几次：唐代的《五经正义》和“九经正义”，北宋的《十三经注疏》，清初的《通志堂经解》，清后期的《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等。

《五经正义》只有五部书：即孔颖达主持编撰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礼记正义》；后来贾公彦等人续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公羊传疏》、《穀梁传疏》，形成“九经正义”。北宋形成的《十三经注疏》只有十三部，在唐代的“九经正义”外增加《孟子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以上丛书每类收书都只有一种，更形不成儒学文献系统的著录方法。

由清初贵公子、著名文学家纳兰成德领衔、徐乾学等实际操作的《通志堂经解》，收宋、元、明经书注解146种，按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九类分编，又称《九经解》。正、续《皇清经解》共收清代经解389种，未曾分类，只“以人之先后为次序，不以书为次序”（严杰《编刻皇清经解序》）。三部丛书收书都限于经部（《皇清经解》间涉笔记和别集资料），著录范围都不太宽，也谈不上创建科学的儒学文献分类体系。

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分类，这对于小型丛书来说倒也无妨，但是对于将容纳数千种乃至近万种图书的《儒藏》来说，就绝不可引以为法了。更何况上述几种儒学丛书都仅限于经部文献，对于其它儒家理论著作、儒学史料文献，都一概付之阙如，这当然不能完整地反映儒学的历史全貌，也不能完全系统地收集、整理、保存和传布儒学文献，更不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也起不到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由孔子的故乡――山东省出版总社组织编纂了目前较大型的儒学丛书《孔子文化大全》，这是一部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孔子文化和儒家学说全貌”的丛书，虽无“儒藏”之名，却初具“儒藏”规模。其书“编辑体例细密严谨而又有所创新”，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入选丛书“分为经典、论著、史志、杂纂、艺文、述闻六类”。其前三类和第五类显然有继承传统分类法经、史、子、集的地方，但是又增加杂纂、述闻二类以济“四部”之穷，显示出良好的灵活性和创新意识。但其书总共收书只有106种，是在“与儒家有关的著述不在数万部之下”的众多群书中，经过一番“去芜取精”才编成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从内容上看，编者虽然立意“收录孔子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及古籍资料，古今学者论著及研究成果，未曾面世的珍贵文献”，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也只是对孔子、曾子、颜回、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资料收录较全，其他诸儒的著作和资料未能涉猎。显然远远还没有达到集儒学文献之大成、总儒学资料之全书，亦即儒学之“藏”的水准。《孔子文化大全》在编纂时虽然对儒学文献已有所分类，但由所涉图书类别有限，还达不到对所有儒学文献进行分类研究，编制科学的著录体系的目的。因此，目前要编纂大型儒学丛书，创立一种新型的《儒藏》编纂方法和儒学文献分类体系，就势在必行了。

三、论《儒藏》当以“三藏二十四目”类编儒学文献

科学的分类必须建立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儒学文献的分类体系，也必须首先对儒学文献的分布情况和主要类别有全面了解。从前传统的目录书在每一类著录之后，都有对该类著录图书的门类、种数和卷数的统计，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又转录了这些统计数据，清朱彝尊《经义考》卷294更设有《著录》一目来汇录此类信息。其间或存或亡，或新或旧，一时难以统计出儒学文献的确凿数据。但是即以《中国丛书综录》“经部”论，其所录现存丛书的经部子目已达5000余种。如果再加上儒学诸子、儒学史料等书，无虑万余种之多。这些还只是丛书收录的，在丛书之外无疑还有大量单刻本存在，若计其种类，或相陪蓰，或至十百于兹。

最保守的估计，现存儒学著作也在三万余种左右。这些儒学文献，就传统的分类目录而言，当然会散见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之中。故前辈学人欲编《儒藏》，都欲从四库图书中寻找资料。《明史》卷288《曹学佺传》載：“（学佺）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曹氏《五经困学自序》也说：“予盖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撷四库之精华，与二氏为鼎峙，予之志愿毕矣。”但这只能说明儒学文献散于“四部”这一特点，并不是一定按“四部”来分类。

在明代，人们提出编《儒藏》还没有一致的、成熟的意见。汤显祖《孙鹏初遂初堂集序》载：“（鹏初）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胜国，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櫽括《十三经》疏义，订覈收采，号曰《儒藏》。嗟夫！公盖通博伟丽之儒矣！”（《文章辨体汇选》卷310）孙鹏初本名羽侯，湖南华容人，晚明有成就的文学家。万历十七年焦竑榜进士，官礼、兵二科给事中，万历二十三年被贬逐，同年曹学佺“弱冠中第”，说明他的年辈比曹学佺为早。如果要推究《儒藏》的首倡者，孙羽侯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周永年以及今人说曹学佺首先提出编《儒藏》是不对的。但是孙氏的《儒藏》据说是“櫽括《十三经》疏义”而成，约当“经解集成”（或“经义集解”）之类，与曹学佺欲“采四部精华”而成的《儒藏》体例又自不同。

由于孙、曹之书卒未编成，所以他二人编《儒藏》的具体设想和体例，故无可详考。百余年后，周永年曾揣度说：“曹氏《儒藏》议见于新城说部，其详未闻。大约须分四部，将现存有关系之书尽入之，四部可分四藏，而合为一大藏，犹释氏之以经、律、论为三藏也。”（周氏《儒藏说》）这大概也是周永年自己的意见。

周永年撰《儒藏说》又大声疾呼收集和编纂《儒藏》。他讲到修纂步骤时曾说：

“《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变通之法：经、史、子、集凡有板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胜于一家之藏。”

又在《复韩青田师》书中说：

“偶感曹能始《儒藏》之议，窃思续而成之。经、史、子、集宜先分四藏，而后合为一。经有注疏及昆山所刻《经解》，增添有限。史自全而外，可入者亦无多。惟子、集二门，搜辑颇难。近闻有陶九成《说郛》全本归安庆府城内王氏，若获此书，则子藏可成矣。”

从上引二段话，似乎周氏编《儒藏》仍然沿袭经、史、子、集“四部”法。其实，周氏此法明确说是为“先有一变通之法”，可见非成熟意见，而是临时办法。他与曹学佺都是有感于“二氏有藏，吾儒无藏”，二氏书因有藏保存则传而不散，“吾儒”书因无藏类聚故散而不传的现实，才提出编《儒藏》的。他们的意思，一则希望尽量保存佛道二《藏》以外的文献，姑视之为“儒”。周氏自云：“自秦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书录亦不为不多，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今不揣谫劣，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其志既在保存古籍，当然就先不会考虑是否纯粹的儒学文献，也来不及考虑儒学文献的著录体系问题。其实周氏分“四藏”来收集图书，也受历史上皇家图书以“四库”收储制度的影响。《隋书·经籍志》载隋“东都观文殿，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唐六典》卷10载：唐代“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即丙）、丁之部目。甲部为经，其类有十；乙部为史，其类一十有三；景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丁部为集，其类有三。”其他弘文馆、集贤院等处藏书亦是如此。再说周氏明说这只是“变通之法”，其步骤是“先分四藏，而后合为一大藏”，按“四部”收书只是权宜之计，其“合为一大藏”才是正式修纂《儒藏》，故不能将“四部”法视为周氏《儒藏》的成法。

退一步讲，即使当初周氏就是想用“四部”法来修《儒藏》，也是有感于当时还没有一部像《大藏经》、《道藏》那样规模宏大的、能够统摄佛、道二教以外各类文献的大型丛书。后来由于有了《四库全书》，百家之书已经得到了保护和流通。如果周氏还要修《儒藏》，肯定也不会再按“经、史、子、集”来“分四藏”了。即使是出于保存特殊文献（如珍稀版本）的需要，不便于“破坏原书的完整性”，即使是出于“泛儒学”（或儒家文化）的考虑，需要将“四库”资料按传统的方法分“四部”出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丛书也只能是《儒藏》的外围资料，即“《儒藏》系列”，它本身并不是《儒藏》本身。如果像有的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除去其佛、道、韩、墨的内容，《四库全书》也不失为一部像样的《儒藏》”，那么《四库全书》既然已经是《儒藏》了，我们今天如再要坚持它的体例，就只需要将《四库全书》改个名字（《儒藏》或《儒学全书》之类）即可再版，还用得着劳神费事地去“编”吗？况且，目前世面上不仅广泛流通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还有《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四库未收丛书》、《续修四库全书》，还有出版商策划和实施“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重印，甚至“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方便实用的电子检索版也有了，其卷帙少则数百册，多则一千册、二千册，数量不可谓不夥，卷帙不可谓不大。如果这些都是“儒藏”的话，不仅会让孙羽侯、曹学佺、周永年等人闭口，而且也会使现代学人结舌，因为他们慨叹的“二氏有藏，吾儒独无”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专家学者又何必硬要自寻烦恼，绞尽脑汁地去招标、投标，编纂号称“中华第一部”《儒藏》呢？看来，今天重提编《儒藏》的事，自有其特殊的需要，当然也应自成其独家体例。在诸多的《四库》系列之外，另编出一套面目全新的《儒藏》来，仍然是新时代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文献整理的当务之急。为了完成这一特殊使命，恐怕就容不得不考虑编制能够突出儒学特征的著录体系。

从学术史的角度审察，儒学文献的类别大致不外乎三类：即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著作系列（可定名为“经藏”）；以儒学理论为主体的儒家子学、礼教、政论等系列（可定名为“论藏”）；以儒学历史为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等史料著作系列（可定名为“史藏”）。换种称呼，即“儒经”、“儒论”、“儒史”；或简称为“经”、“论”、“史”！

换言之：儒经，即儒学《十三经》本经为核心，以历代儒者对于《十三经》的解释、阐说和论述为主体的经类图书，这略当于综合性丛书中的“经部”（或《汉志》的“六艺略”）。

儒论，即在《十三经》启发发下产生的儒家理论性著作，略当综合性丛书“子部”的“儒家类”和其它门类中有关儒学理论的著作。

儒史，即有关儒学史的著作和资料，如儒学人物传、年谱、学案，有关儒学教育、选举、机构等制度的著作等。它们分布于综合性丛书“史部”的各个子目（如传记、编年、政书等）之中。

至于“四库”分类法中的“集部”，从大处着眼无非论说，几与“论藏”无别。但是如果细审其内容，“集部”又过于庞杂，难以笼统进入《儒藏》，没有必要专立一部。但也不能不要，因为其中有许多儒学理论资料、群经论述甚至经解资料，儒学人物传记、评论、学记等儒学史料，都不能不管。但是应该有所选择地收入。从前阮元编刻《皇清经解》，除收录经解著作外，“凡见于杂家、小说家及文集中者，亦序次编录”（严杰《编刻皇清经解序》），不为无见。如果名儒别集整部都论儒理的（如程颢程颐的《二程集》、陈淳的《北溪大全集》等），可以进入《论藏》；如果部分论理，而其个人又无法成集的，可以选辑出来，以时代、地域或类别，合编成书，别起新名。如果是论经、解经的篇什，则可以入《经藏》。其记述儒学史或儒学人物者，可以入《史藏》。余嘉锡先生尝说：“古之诸子，即今之文集。”即此之谓也。故没有必要沿袭综合性丛书（或综合目录书）例，再立一个集部。

至于丛书，无论是专题丛书，或是综合丛书，都可以析其子目，随类依进入经、论、史三藏之下，如果系综论五经（或《四书》、《十三经》）而又不便分析者，可以进入《经藏》的“四书类”或“群经总义”类，都没有必要另立“丛部”。

经、论、史三大藏，可以统摄所有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每部之下，再根据需要，将文献分为若干类目：如《经藏》仍可按传统分类，以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九类，再加四书、群经总义、谶纬、石经、出土文献（含简帛佚籍、敦煌遗书）等著录。《论藏》可分儒学类、礼教类、杂论类等。《史藏》可分传记类、年谱类、学案类、目录类、学校类、祠庙类、杂史类、杂考类等。用此“三藏二十四目”，即可将所有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统摄无余。

四、论“三藏”及其子目排列应反映儒学文献发生发展的过程

“三藏二十四目”，既可以总摄儒学文献，又可借以反映儒学发展之历程。首先，儒者的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经是首位的。有了儒经才有儒学，故《经藏》应居《儒藏》之首。汉人说：“圣人所传谓之经，贤者所传谓之传。”既有儒经，便有儒学，既有儒学，便有儒理，故统纪儒家理论著作的《论藏》居其次。有儒经之传授和儒理之阐发，才形成了儒学发生、发展与壮大之历史，故《史藏》殿焉。《易》之《乾卦》曰：“元、亨、利、贞。”元者始也，经为儒学之源，故《经藏》居《儒藏》之始；亨者通也，黄中通理、身通六艺、通经致用，皆主一个“通”字，由通儒经而后生儒理，故《论藏》居《儒藏》之次；内圣外王、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儒者之行也，《史藏》即记儒者“德行、语言、文学、政事”等行，此即“利贞”之谓，故居《儒藏》之末。可见，经、论、史的排列，亦符《易·乾》“元亨利贞”四德。刘歆《七略》首六艺，次诸子；荀勖《中经新簿》甲部纪六艺小学，乙部纪古今诸子，尚知学术演进之迹，尚存自“元”而“亨”之序，实可借鉴。后世移其乙、丙，而以“史部”居“子”之前，甚无谓矣，兹所不取！

一部之下子目的排列，也应体现出一种学术体系的构思：如《经藏》，先秦诸子所称儒经（如《庄子》、《荀子》、《礼记·经解》等），其排列顺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左传》作礼、乐、诗、书），此孔子讲学、实践之秩序，于六经学术内涵无与焉。至西汉的刘歆、班固，始立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含《尔雅》）的顺序，他们的理念是：《诗》、《书》、《礼》、《乐》、《春秋》主“五常”之道，而《易》为五常之源。《汉志》述刘歆之遗法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汉志》“六艺略”以《易》居众经之首，以下各经，则以其书内容所反映时代的早晚来排列。此说虽于孔子言论无征，但是将儒家经典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化，哲理化，也是有见地的，显然比《诗》、《书》、《礼》、《乐》的排列要好，故多为后世所遵循。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

《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

《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

《三礼》：《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故相从次于《诗》下。

《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之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孝经》虽与《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训，史书旧章，《孝经》专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后。

《论语》此是门徒所记，故次《孝经》。

《尔雅》周公［所作］，复为后人所益，既释于经，又非□□□次，故殿末焉。

这是对自《汉志》以下经部排列顺序的系统的文字说明，有一定道理，故我们编《儒藏》仍然可以保留。宋代以后，出现《四书》的提称和分类法，亦可次于十三经之后。

儒经之外，有衍说群经之“谶纬”，传播众经之“石刻”以及战国文献、秦简汉帛、“敦煌遗书”，都可附录于经部之末。

《论藏》则按先原理而后实用的顺序排列。先有儒学思想的理论阐发，然后有礼乐文化之建设和礼乐教化之实施；有理论之指导，政教的实行，而后运之百端，施及殊方，故杂议杂论出焉。于是形成论部的先“理论”，后“礼教”，然后“杂论”的排列顺序。

《史藏》以传记、年谱、学案、目录、学校、祠庙、杂史、杂考的顺序排列。原因是，欲成学派，必有经典、理论和学人，三者缺一不可，儒家学派也不例外。儒家之成儒家，端赖于有孔子为首的儒家人物，故以儒林“传记”居《史藏》之首。有儒学群体而后大师出焉，故次之以名儒“年谱”。有群体，有大师，于是乃有师传授受，故继之以“学案”。有大师，有学派，而后有著述，有教育，亦有纪念性之祠庙，故相继有“目录类”、“学校类”、“祠庙类”。凡此六类，是构成儒学史之大端。至于其它诸方面被儒学影响而成为历史者，或为弘扬儒学而成制度者，亦不在少数，因其为书太少不能自成系统，故统以“杂史”、“杂考”两类终焉。

如果每类之下书籍过多，还可根据其著述形式再分细目，这可采用《中国丛书综录》的方法略作变通，如《经藏》专经各类下都可以再设：正文、注解、图说、分篇、专论、经例、文字音义等，从而更具体、更深入地反映儒学文献的不同类别，也更方便地为读者提供“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的门径。

将儒学文献以“三藏二十四目”分类著录，以书籍内容和体例分类，逐类分编，逐级展开，从而形成以儒学为核心，以儒经、儒理、儒史为基本框架之著录体系，以统纪历史上种类繁多的儒学著作。庶可收类例既明，著录有序，重点突出，源流明晰的效果。上可综录儒学群书，下可方便来学使用；内可保存儒学书籍，外可宣传弘扬儒学，于古于今，于西于中，皆各得其所！

五、论《儒藏》分辑应当反映儒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除按“三藏二十四目”分类外，《儒藏》也可以考虑以“时代”和“分类”结合的方法来确定体例，即以时代为纲，以类别为纬，既可反映儒学文献种类，也可反映儒学发展之历程。这样也便于大型丛书分阶段、分类别地具体实施。初步想法是根据儒学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将《儒藏》分成六大单元，形成相对独立的六个部分（即“六编”）：先秦编、汉唐编、宋明编、清学编、20世纪新儒学编、海外儒学编。首先按六编将儒学文献分成六大丛编，以此反映儒学在历代（甚至各国）发展流传的不同阶段中的成就和历史。各编下再按“三藏二十四目”进行分类著录，以便将儒学各类图书有机地、分步骤地编排起来。这一“六编”、“三藏”、“二十四目”的分类方法，比《四库全书》分类更实际，也比两部“清经解”纯以作者排列更科学。具体说明如下：

儒学经历了2500余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儒学和海外儒学等发展和传播阶段（或类别）。先秦“儒家编”自孔子（前550――前479）至秦统一（前221），这时儒学从无到有，从微小到“显学”，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儒家的特征是纯真的、平易的，但却是中国儒学的源头活水，儒家的经典、儒学的理论、儒家的宗师等等，亦即《汉志》所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特征，都产生于此时。本编即汇录此330年间产生的儒学文献（包含新近出土的简帛图书和后人编写的反映先秦儒学历史的史部著作），集中展现先秦儒家的原始本真面貌。此编数量可能有些少，但是份量却并不轻。

“汉唐编”，收录儒学及其经典在取得独尊地位后，汉至唐代学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论说之书，以及后人所写反映此段儒学历史的著作。自西汉（前206年始）至五代末（960年止），跨时1166年，其间儒学文献的主要特征以解经为主，故谓之“经学”（或统谓“汉学”）。

“宋明编”是宋（自960年始）、元、明（至1644年止）“理学”（或称“道学”）盛行时期的儒学文献，跨时近700年，其主要特征为说“理”、论“道”型，此学特征成于宋，也盛于宋，而衍于元、明，统称“宋学”。

“清学编”系指有清近300年的经典考据之学，其间虽有新汉学、新宋学之异，然其总体特征仍然以考据为主体，以“朴学”为特征。

“新儒学”指20世纪西学东渐后，用新思想、新方法研究儒学及其经典的新学，此时儒学独尊地位已经打破，儒学和儒经普遍成了学人的研究对象，或肯定、或否定，或阐释、或崇奉，或“照着讲”（历史的），或“接着讲”（创新的、思想的），观点虽然不一，但总体特征基本是“史学”的，其重要成果也多集中在儒学史、思想史和经学史等方面。

“海外编”系中国儒学在海外的传播，其时限上起汉唐，下迄近世，或传统，或新潮，或为彼国之指导思想，或为异类之批判对象，其总体特征是对儒学取“批评”态度。从中亦可见儒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也可见异质文化体系的学人对儒学研究的成就和评价。

新编的《儒藏》，既按经、论、史分类著录儒学文献，又按先秦编、汉唐编、宋明编、清代编、新儒学编、海外儒学编来分段编列，既能将儒学文献按类编排，系统有序，方便易求；又能用分编的形式，将儒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反映出来，不仅即类可以求书，而且因书可以究学。如果再辅以分编、分类的《儒藏总目提要》，则一部用图书反映出来的2500年儒学发展历史，就规模初具了。

以“六编”、“三藏”、“二十四目”著录儒学文献，基本可以反映出儒学发展在不同阶段（或地域）的特点和成就，也可以分类统摄儒学文献的不同类型，不能说就一定科学系统，但是方便实用却是可以肯定的。非仅此也，这还有利于我们分阶段、分类别地组织实施《儒藏》这一大型工程和编纂实施。既有合理性，又具操作性，于理于情，实为两便。

故不揣谫陋，抛砖于前，冀能引玉于后。幸有识者，恕其狂悖，有以教我！

附：

《儒藏》类目：

六编：

先秦编（儒家的。前550孔子出生――前221秦统一）

汉唐编（经学的。前206年西汉建立――960年五代末年）

宋明编（理学的。自960年宋朝建立――1644明亡止）

清学编（朴学的。有清300年）

新儒学编（史学的。20世纪）

海外儒学编（批评的。通代，重点在明清、20世纪）

三藏：

经藏（《十三经》及经解、经论）

论藏（儒家理论著作）

史藏（儒学史著作及资料）

二十四目：

经藏：周易类　尚书类　诗经类　礼类　周礼　仪礼　礼记　通礼　春秋类　春秋经　左传　公羊　穀梁　三传通论　论语类　孝经类　孟子类　四书类　尔雅类　群经总论　谶纬类　石经类　出土文献（含简帛佚籍、敦煌遗书）

论藏：儒家类　礼教类　杂论类

史藏：传记类　年谱类　学案类　目录类　学校类　祠庙类　杂史类杂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