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福：不忘初心自奋蹄（图）

采访时间：2016年4月14日

初稿时间：2016年10月8日

定稿时间：2016年10月15日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蒋永福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图书馆实践工作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范畴、观点和思想，曾经引发了学术领域的热议和讨论，有效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图书馆事业实践的不断发展。基于此，e线图情采访了蒋永福教授。

一、发心向学

刘锦山：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生涯和治学经历。

蒋永福：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我的关注。与图书馆学界其他人相比，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不像其他学者，从大学开始学习本专业一直读到博士。我出生在黑龙江五常市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断断续续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读过来的。因为家里太困难了，能够把中学毕业了，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1980年参加高考，考了中专，对我来说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那时中专很难考的。

刘锦山：中专学制短，两年毕业就能上班挣钱，这是不少家庭比较困难的农村孩子的选择。因为不少同学都想上中专，因此分数很高才能考上。我也是农村的，初中毕业时也报考中专，分数也上线了，但是不太靠前，没有被录取就读高中。

蒋永福：中专是考上了，家里很困难，上学费用怎么解决？我拿到通知书，村里的老人们都高兴。我们村还是比较大的，70多户呢，但是考上学我是第一个。每个老人捐助2块钱，那时2块钱也很值钱，老人们能拿出2块钱也是不容易的。家里再拿点钱，一共准备了300块钱，300块在当时不是小钱了。就是这么上的中专。读书过程中，一切费用都是别人资助的。

我的学校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农业学校，现在改名叫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学制两年。毕业后我当时主动要求去图书馆工作，但那时对图书馆不了解。为什么选择去图书馆呢？我真正的想法是想当老师，我从小有这个志向，想当一名老师，最好当一名大学老师。我为什么选择图书馆，而不是教师岗位呢？当时人事部也给我提议，先让我到某个学校进修两年，再给我提升一下，然后回来从事教学工作。我说我不想那么做，想自己学。大家就问我怎么自己学呢？我就说去图书馆工作几年。我当学生时就老去图书馆，觉得图书馆书多，就这个印象。当时年龄也小，不懂别的，就觉得图书馆书那么多，我要去看很多很多的书，我自己学，然后再转到教学方面，做一名老师。这样就去了学校图书馆。

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图书馆里面也有学问，这也是一门学科专业。阅览室也订图书馆学专业刊，比如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学报》那时叫《图书馆学通讯》，有那么几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我一看这也是一门学问，以后怎样先不说，既然现在从事图书馆工作，就得把它做好。我是这么钻进来的，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图书馆学，发誓要在图书馆专业上要努力一番。过了两年，人事部找我，问我想不想回到教师岗位，我说现在暂时还不想回去，还想干一段时间再说。

后来读了图书馆学本科，取得学历。我把自己界定为半路出家，或者说是外行入内行。1982年留校参加工作，1993年末调牡丹江市图书馆。因为在学校图书馆期间和图书馆界有联系，当时牡丹江市图书馆领导们都认识我了。领导们说我年轻人很努力，很有出息，很开放，要到我市馆去工作。领导们对我说，学校图书馆一般比较封闭，市图书馆面向社会和牡丹江市，而且还有外管县，那一片都归牡丹江市图书馆，到时我的到用武之地更大，要我到市馆去。我倒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我觉得公共图书馆直接面向社会，作为一个图书馆职业工作者，没有公共图书馆工作经历，我觉得是一个遗憾，这样在学校图书馆工作11年之后，我就去了牡丹江图书馆。开始馆里让我当馆长助理，过了一年以后就升成副馆长，然后是馆长，一直到2004年我调到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982年参加工作，一直在基层图书馆工作了22年，前11年在学校图书馆，后11年在公共图书馆。分类、编目、外借等图书馆业务工作都干过。那时没有计算机，都是手工劳动，借书都是手工记录，不像现在都是IC卡。后来就有了计算机，图书馆自动化。这些具体业务我全都干过，后来就当领导，中层干部、副馆长、馆长，我都做过。白天八小时完全扑在工作上，休息日包括节假日、晚上扑在学术上，两条腿走路。

2004年黑龙江大学觉得我可以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就把我调来了，我真正当老师了，而且是大学老师。2004年到现在，我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的经历大致分两大部分，参加工作之后的前22年在基层工作，从事实际工作；22年之后调到大学，一直到现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这样的两大阶段。

刘锦山：蒋老师，您的经历很励志啊！

蒋永福：不是自我表扬，我从小就爱看书。我一定要学很多知识，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化人，我一直就有这样的志向。因此读书不断，现在也是这样，下班之后、双休日、节假日等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读书。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们图书馆在一楼，我的办公室也在一楼，挨着学校的主干道，晚上我在那里看书，一开灯在没有窗帘的情况下，外面看里面是很清楚的。主干道是很多老师和同学路过的地方，我在学校工作11年，学生阶段不算，连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晚上，我都在那里看书。由此还引起一些误解，有的老师说，“听说小蒋——”，因为那时年轻，都叫我小蒋，“爱学习，这就爱学习到这个程度上了吗？大年三十和初一都在这里看书，他是不是有点问题呢？”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了，我就笑了。如果我这样的做法有问题，那我愿意有问题，就算是精神病，我也愿意得精神病。完全是自我努力，没有人压制我，强迫我那么做。如果我不那么做，过日子没问题，因为是正式职工有工资，结婚后，我爱人也有正式工作，过日子没问题。但是我不想只是过过日子，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信念一直不断，一直不放弃，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

无论前22年实践工作，还是大学之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很忙碌，但又充实。无论从职业理想、专业理想还是学术理想来看，我都想做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上坚持不懈，也算取得了一些成果，觉得很欣慰。我深深地热爱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这门学科，我的一生肯定就交给这个学科和专业了。

刘锦山：您现在工作也很忙吧，学生也不少。上午听马院长介绍，院里的专业硕士去年是一百多。

蒋永福：今天又来电话了，还要增加二十多个，马老师和我带的学生比较多，指导研究生方面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日常行政事务也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我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肯定比现在的成果要多，但是行政的事情也是一种共享，我当领导的信念就是为我的职工服务，为其他人服务。我现在年龄都已经50多了，我已经向院里和学校的领导提出退出行政岗位，现在还没有批。我手下一帮博士和博士后一共50多人，我这么大的岁数就别在这里当领导了。我说赶紧考虑一下找个接班人，我要退出行政岗位，然后我自己搞学术研究，该怎么带学生就怎么带，该上课就上课，只不过行政我就不再从事了。到现在没有批，我在岗位一天就得干好一天。

刘锦山：蒋老师，您参加工作后22年从事实践工作并在实践中从事学术研究，调到黑龙江大学后又专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您的这种特殊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蒋永福：我的学术研究确实受到职业生涯的影响，我的研究方向、选题很多都是从实践工作中来的。虽然我经历了22年基层图书馆工作，但是我不仅从事实际工作，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您大概也了解，很多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不太重视学术研究工作，有些人写一些文章也是为了评职称，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我一边从事实际工作，一边钻研学术，两条腿走路，我一开始就这么坚持，自从参加工作之后就两条腿走路。这也是我的一个特点。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文献控制论、知识组织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这些方向在基层工作时就开始了，表面上看这些领域比较分散的，其实这都是图书馆事业都必须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国内认识我的人的印象中，一般都认为我就是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包含的面比较广，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都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这个大领域之内。除了知识组织论在2000年以后暂时停下来了，其他领域现在一直在坚持。

在二、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发表了160多篇关于图书馆学的专业论文，而且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等这些核心期刊上。在基层工作时，没有时间和经历撰写专著，也不具备条件，调到大学以后，条件好了，出版了三部专著，还编写出版了一部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用的教材。在课题项目研究上，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省级项目等十几项。

二、建构体系

刘锦山：蒋老师，我们注意到，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对于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请您谈谈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看法。

蒋永福：国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不下二三十种，我总觉得这些观点不尽如意，就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者之间构成的关系空间，应该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我的观点既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首先没有客观知识就没有图书馆，图书就是承载知识的载体；书和人之间必须发生联系，人在图书馆领域就是读者。书和人发生关系的渠道不只是图书馆，还有学校、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等社会上很多文化机构，也都是文献和人，知识和人发生联系，那些都各自成立自己的学科专业。图书馆学研究的是什么呢？书和人之间通过图书馆发生联系，这应该是图书馆学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别的学科又有区别，这是我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提出的观点。

刘锦山：蒋老师，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者之间构成的关系空间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您的这个观点很好，可以统领您这么多年来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您提出的文献熵是研究客观知识的，您提出的文献政治学既涉及客观知识又涉及人，您提出的制度图书馆学既涉及图书馆又涉及人，而后现代图书馆学则从整体上对客观知识、图书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观照，逻辑体系十分严密。由此可见，您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您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基和底盘，在您的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请您具体谈谈关于文献熵、文献政治学、制度图书馆学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蒋永福：刘总，您的概括很准确，也很到位。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表面上看很分散，这方面研究一下，那方面研究一下，是不是没有中心主旨？不是的，其实都有连贯，有些有侧重理论方面的，有些有侧重实践方面的，但都是连贯的，都是围绕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这个根基展开的。

文献熵的概念是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熵就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无序的意思。和文献熵相对应的概念，就是文献序，文献熵就是无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这应该是图书馆学展开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图书馆工作也好，图书馆学科也好，这个矛盾是避不开的。图书馆学怎么去认识和解决这样的矛盾？借助物理学的概念，我提出了文献熵这样的一个概念。1990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献熵及其控制浅论》，提出了文献熵的概念。

文献政治学的概念是2008年提出的。文献政治学实际上是前期研究文献控制论的延续，我进一步把文献控制论升华为文献政治学的高度，这实际上是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交叉领域。社会政治尤其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文献活动，当然也包括图书馆活动施加的影响，其实从古至今都存在，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文献政治学。我设计文献政治学的研究框架就是文献秩序，图书馆就是从事文献秩序方面工作的部门，图书馆从事文献秩序工作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从国家角度来说，还有一个思想秩序的问题，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之间就发生联系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这就是文献政治学。

与此关联，我在国内率先提出知识自由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这样的观点。知识自由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尤其是从美国图书馆界引进来的一个概念。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图书馆领域非常讲知识自由，信息社会又说成信息自由了，他们都认为知识自由应该是图书馆职业领域的核心价值。我基本上认同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也说知识自由应该成为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当然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争议，有一些人不太认同，认为这种观点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是理解这一点的，我的研究是什么？首先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知识自由可以成为图书馆核心价值之一，但不是唯一，而且作为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知识自由，在美国有美国的表现和做法，在我国也应该有我国的表现和做法，要适合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基础，不是盲目照搬。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命题比较敏感，不太愿意这么说，但是我说出来，这是关于知识自由方面的，也写了一系列文章。

刘锦山：请您谈谈制度图书馆学的研究情况？

蒋永福：制度图书馆学提出之后，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甚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叫图书馆制度学可以，专门研究图书馆制度，而且制度图书馆学确实是研究图书馆制度的，就叫图书馆制度学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说成制度图书馆学，是不是说反了呢？如果起名为图书馆制度学，一点新意都没有了。因为关于图书馆制度研究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早在古代就研究制度，只不过没有起这个名称而已，那我为什么不那么说，而是说成制度图书馆学？这是有来历的，这个名称受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制度经济学是全世界和国际都公认的一门学科，尤其是90年代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大部分都是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我从那里受到启发，把研究图书馆制度的学问起名叫制度图书馆学，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不是泛泛意义上研究图书馆规章制度，那就称不上什么学。因此，起名制度图书馆学表示要达到一定高度，不是泛泛意义上研究什么规章制度，它有它的理论基础、理论高度。在图书馆学领域我首先提出制度图书馆学这一范畴的，因为我是学经济管理出身，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一定基础，这样我把制度图书馆学引进到图书馆学领域。2005年之后，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在制度图书馆学领域，我专门写了一本专著就《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实际上就是制度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

刘锦山：蒋老师，您2012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一书，这本教材容纳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内容。请您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和特点。

蒋永福：我国图书馆学方面概论性的本科教材编很多，从刘国钧、杜定友这些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开始直到现在，概论性图书馆学的教材很多，比如图书馆学概论、导论、原理等等。《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这本教材中，有几部分内容和其他概论性著作有很大区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把读者权利、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图书馆行业管理制度写进教材里面，这在以往概论性教材中是没有的。我当时曾经把写作框架给其他人看过，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人也提出不太认同的观点，认为把这些内容放进来不太符合教材的体例，有没有这个必要，提出了一些疑问。我还是坚持把这些内容纳入进来，比如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权利实际上就是维护读者的权利，图书馆学的教材不关注读者权利可以吗？我们的工作也是那样，应该是一切为了读者。我从理论角度去论证，必须要维护读者的正当权利，这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叫图书馆权利，所谓图书馆权利就是维护读者权利的权利。教学生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必须让他们知道读者有哪些权利，目的在这里。因为我们培养未来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如果脑子里没有读者意识，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些内容纳入进来。我还专门设了一个章节叫“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权利”。

三、图书馆治理

刘锦山：蒋老师，图书馆治理也是您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实际上也是制度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图书馆治理也是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国家推进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走向治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蒋永福：图书馆事业应该从管理走向治理，这是我早些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这个问题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图书馆管理什么都可以涵盖，为什么还要提出图书馆治理，这样的称谓有没有必要？这种质疑原因在于很多人还不了解管理和治理的区别，其实管理和治理有很大区别的，管理的侧重点主要是靠行政权力规范人的行为，治理当然也离不开行政权力，但主要不是靠行政权力，而是靠一些机制，比较民主的机制，来保证图书馆事业运行的规范。我认为我观点是符合现时代的要求，从十八大开始一直到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中，经常提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问题，经常提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概念。这表明已经开始从国家的政策上注意到治理，当然不是说不要管理。我当时提出来从图书馆管理走向图书馆治理，实际上就是把图书馆事业进一步规范化，要与时俱进，不能按照以往的那种传统的纯粹的行政管理手段来发展图书馆事业，应该走向更加民主、更加灵活的治理模式。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始终贯穿这个观点，应该符合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的发展趋势。

图书馆行业管理制度就是图书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末，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要组建理事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中央这个文件是在2013年末明确提出来的，我是从2009年开始就提出来的。当然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就觉得我们的事业发展应该是这样。当然这也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深圳从2007年开始就做这个试点，深圳不只是图书馆改革，整个事业单位都在改革，我国事业单位改革都在深圳，图书馆不也是事业单位嘛。当时把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少儿图书馆这三家纳入到事业单位改革的范畴里面，而且确定了搞理事会制度，所以2013年中央文件里面确立理事会制度也是有根据的，深圳已经做出了试点。另外，当然是更多地借鉴了国外的做法，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管理制度都是理事会制度，我国以前基本上都是行政管理。在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里面，我提出三权分立，这个三权不是西方国家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我所说的三权指的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的分立与协调，这就叫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中央文件里面的三权和我的三权说法是完全一样的，也是强调了理事会制度，核心内容就是三权的分立又要相互协调。我的研究成果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在2012年《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里面已经明确写出来了。2012年我出版的教材《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里面专门设了一个章节叫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图书馆行业管理制度。

西方国家图书馆行业内的政策大部分都是由行业协会来制定，最典型的是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美国图书馆行业内的一些政策基本上都是由ALA行业协会来制定。我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我国现在只有中国图书馆学会，还没有协会，地方上像上海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图书馆协会，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所以中国图书馆学会有些工作内容实际上应该由图书馆协会来执行的。学会顾名思义应该组织学术活动，协会主要是对事业管理和工作管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以后也应该加强行业管理，虽然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图书馆事业组织的基本原理应该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也把它写入教材里面。

刘锦山：关于图书馆治理，我也看过一些文献，您关注和研究比较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徐引篪老师的学生黄颖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图书馆治理方面的选题。她主要研究、介绍的是美国方面的情况。原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赵红川在2003年左右也关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当时提出图书馆治理的问题，从治理到善治，后来赵馆长离开了图书馆。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有时参加相关会议听大家总讲这个问题。治理是从西方的企业治理延伸到公益单位，西方搞三权分立，公益单位的治理可以与其政治体制直接对接的。我国的图书馆治理可能与现有的人事制度、组织制度出现不一致，在博弈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良性的博弈，也可能出现冲突或危机，如果冲突或危机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与解决，可能会演变成治理僵局。如果出现治理僵局，我们该如何解决？

蒋永福：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您用了一个词非常好，叫做治理僵局。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而且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了，在深圳搞试点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理事会制度广义上来说就是走向治理，而治理的核心意涵有三点很重要：第一，决策要民主。一定要民主决策，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叫科学决策，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必须要同时体现，这是决策方面。理事会就是决策层，图书馆的重大事物要由理事会来决策，这就和以往不同了，以往的人、财、物都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来定，包括馆长的任命。因此，治理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透明性。决策以及执行都要有监督，监督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等，一定要在阳光之下，不能搞暗箱操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之后，然后决策得执行，一定要透明，现在我们讲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是这么来的。

第三，动员或者是动用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管理。社会公益性组织、非营利组织，要广泛借社会资源参与管理，这也是治理和以往的纯粹的行政管理的很大区别。这样的治理在制度上怎么实现，按照西方说法，在制度上就是理事会制度，通过理事会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治理的要求。

西方为什么把企业的董事会制度扩展到公益部门甚至是政府部门采用的理事会制度？它有其历史传统基础，首先就像您所说的，西方有长期的三权分立基础；其次有法治基础，什么都是立法在前，尤其是美国，美国首先想到的都是先立法，然后再行动，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先行动一段时间，出现很多问题之后觉得这块应该立法了，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我国的理事会制度，您刚才提到的僵局问题，或者是危机问题，其实端倪已经出现了，这也是因为在我国图书馆界理事会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不像西方有历史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是依靠行政管理。现在提出来要实行理事会制度，虽然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了，但是具体细节没有出来。因此，2013年末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点明公共图书馆要组建理事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我以为文化部马上会出台具体的实施细节，但是现在看来文化部好像没有把它纳入议事日程，我到现在也没看到公共图书馆的理事会具体应该怎么建立，怎么运行，没有看到具体的实施细则。

中央的文件已经下来了，不能长期拖延不办，所以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正在实施理事会制度，但是都是各走各的，每个省都有层级，省级的、地市级的、县级的，每个省自己搞自己的。当然每个省的做法是不一样，做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省省情也不同，但是应该有一些基本准则是相通的，具体的一些细则可以不同。比如说省级图书馆理事会的组成人员，有的省确定为13人，有的可能定15个人或者17个人。有一些具体的细则可以不相同，但是那些基本的规定应该是相通，这方面应该有全国统一的规定，这应该由文化部牵头来做，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正好公共图书馆法正在立法进程中，2013年末，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刚出来，我马上给李国新打电话，因为立法的草案，一开始我也参与，国务院的法制办也给我发来征求意见稿，草案上没有提理事会制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定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的决定。

刘锦山：公司治理的法律基础就是公司法，公司法对董事会、股东会、经理都有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治理危机，有解决的依据。但是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对于法人治理没有规定，图书馆治理就不像治理那样有扎实的法律基础。

蒋永福：这就和西方国家就有区别了，西方国家先有图书馆法，有了立法基础，就可以搞理事会制度，尤其美国更典型，有联邦图书馆法（资助法），各州还有各自的图书馆法，图书馆法对理事会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好办了。目前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还在立法进程中。李国新教授这方面工作参与的比较多，他说应该还是在加快当中。加快是明年呢，后年呢，还是几年之后，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定要尽快出台，一定要有让理事会制度有法律基础，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所说的治理危机和治理僵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统一的法律基础。用民间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硬杠，要是不突破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实行理事会制度，政府对图书馆的管理力度要减弱，需要放权，图书馆觉得这很难。现在很多地方图书馆组建理事会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理事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用民间的话就是到底谁说了算。按照中国的传统，必须先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否则就会带来混乱。尤其我国的国体不像西方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可以有自己的做法，我们是单一化国家，应该是统一的做法，但现在没有形成明确的规则。没有统一的法律基础，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这就难办了，让基层怎么突破？还有很多细节问题，例如馆长怎么产生，以前的程序大家都很熟悉，主要是政府部门运作，选举、任命、监督、绩效考核，都是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基本上都是行政管理的模式。理事会制度下馆长怎么选，工作业绩怎么考核，现在这方面没有立法基础。另外，每个部门和每个单位都有职工代表大会，单位的财务预算、决算以及管理绩效等重大问题，需要向职工代表大会汇报。理事会制度实行之后，职工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是什么关系，馆长是向理事会汇报工作，还是向职工代表大会汇报工作？以往是向职工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然后向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汇报工作。现在有理事会制度了，到底谁和谁汇报工作呢，谁对谁负责呢，类似这样的细节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说法和解释，由此造成了现在所谓的治理僵局。

我只能从学术理论上提出我的观点。真正解决还得从政府部门落实。但是我为什么强调一定要走理事会制度，一定要走向治理？因为这是大方向，没有问题。由于国情和历史原因，现在不具备完全实现理事会制度的条件和环境，但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要逐步完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曾经同周围的人开玩笑说，在我国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完全建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都完全有可能。这期间应该是个艰难的博弈过程，很多不够规范甚至是僵持不动的现象都会出现。因此，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也会出现的，但是这个方向我们不要放弃，而且中央也明确了。我们现在是怎么去落实，怎么去完善，无论从实践领域还是理论界，要去研究和探索，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国的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等，应该多设这方面的项目，好好研究研究。

刘锦山：蒋老师，您谈到国情不同，确实如此。西方的图书馆治理、企业治理、事业单位治理，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完契合。我国图书馆或者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还有一个大的问题要解决，就是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怎样和我们的根本制度相契合，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到上面怎么走得通，而且能够在逻辑上自洽，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个大问题。西方人可能遇到事就在会上吵，我们是下面协商，将来我们的理事会制度可能提前做协商，协商好了，然后再开会决定。

蒋永福：很复杂而且时间很漫长，协调也是很难的。我曾经和原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讨论过，他退休前两年，深圳图书馆正在组建理事会，他是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立问题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退休之后写了几篇文章了。吴馆长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理事会的理事长，就是理事会的总负责人，是让政府部门的领导担任，还有由图书馆界的领导担任，还是由另外一些人担任。不让主管领导担任理事长，理事会不让主管领导说了算，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很难做到。理事会本身是决策层，图书馆的重大事情由理事会决策，理事长是政府官员，还是图书馆人，还是社会贤达人士，对决策影响是不同的。

刘锦山：政府主管领导担任理事长，至少说明他认可理事会制度。现在绝大多数理事会的理事长都是政府主管领导担任，也有社会贤达人士或者图书馆馆长担任的。

蒋永福：西方理事会当然有政府官员参加，但是不担任理事长，只是其中成员之一。大部分都是社会人员，一分钱报酬都没有，但都很积极参与理事会的工作。我们的图书馆理事会邀请了很多社会贤达人士，一分钱报酬没有，在我国这种积极性能不能调动出来也是一个问题。在我国很多贤达人士都很忙，他们会说，忙着呢，天天开会，图书馆有那么重要吗？积极性上不来，像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如果理事连积极性都没有，理事会就是空架子，理事会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西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西方有参加社会事务这样的传统，而且慈善资源很丰富。

我们关键没有形成制度平台。理事会要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也要形成一定机制和制度平台，不然只是几个人，每个人都不出力，理事会就是空架子了。

四、后现代图书馆学

刘锦山：蒋老师，您在国内图书馆学界比较早提出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概念。在哲学或者文学批评领域，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例如解构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有次看到一个段子，不知真假，说周星驰到北大去，有同学就问他怎么成为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的，周星驰对此一脸茫然。您提出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是对现代图书馆学一种颠覆和批判，否定的成分多一点，过去大家接触的更多的是实证图书馆学和具体的东西，逻辑上的反思比较少一点，因此后现代这个概念应该说很有震撼力。请您具体谈谈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思想。

蒋永福：2010年左右，我在《图书情报工作》和《国家图书馆学刊》的两篇文章提出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概念，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后现代和现代在观点上基本上是相对立的，尤其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东西基本上是否定，它有一个基本概念叫解构，原来的说法都给拆解掉，这就是解构。之前我经常关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一直喜爱哲学，我一开始入道的时候写过几篇关于图书馆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的被引率还挺高，很多人喜欢图书馆哲学，很多人都在引用我的文章。其实这就是我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延续。

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讨论有关图书馆观念的更新问题。当然这里面不可避免的要否定或者是推翻原有的一些观点，这就很敏感了，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专门发表文章反驳我的观点，编辑部的同事问我是不是再写一篇反驳的文章。我说再反驳的文章就不写了，但是我希望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这也是学术交流和学术碰撞。学术有争论和争议是正常的，如果提出的观点石沉大海，一点反响都没有，反倒不是什么好现象。我提出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毕竟引起了反响，引起了别人的关注，这是好事。学术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容量，不能因为有人提出了反驳的观点，就不高兴，不应该那样，我欢迎批评和商榷，只不过我不反驳。我注意到几篇文章很好，至于谁的观点正确与否，不是我说了算的事，让时间和实践证明吧。我在国内首先提出后现代图书馆学，这个词也是我命名的。有人说蒋老师总是爱创立新的学科，其实只是这样一个称谓而已，不是为了创立新的学科。

刘锦山：学术发展都是以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出现为标志的，概念和范畴很重要。

蒋永福：现在还在争论中，甚至有些人直接和我联系，长篇大论与我讨论，有赞同的，有的觉得有异议或者说是歧义，甚至是反对，想和我商榷、讨论交流。我也回复进行交流和讨论。我很高兴，最起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提出后现代图书馆学，写出文章发表出来，当然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文章中所写的现象和观点。我希望在三个方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一，摒弃不利于图书馆学发展的学术风气。有些人总是以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而自居，总认为自己的某种结论和观点就是千真万确的，只要和他的观点不一样，就是异类。这正好是后现代主义坚决反对和批判的。这种风气和做法让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对一些小有名气的人的某种说法和结论，其他人不敢突破，而且有些人可能不够谦虚，认为自己代表真理，自己的观点就是真理，别人的观点就不是真理。这其实是一元主义真理论，把别的说法都否定了，这就没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从学术氛围的建设上不应该的，这正好也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做法。

其二，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门学科都有一定的理论体系，物理学有物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文学有文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这是客观存在的。图书馆学也应该这样，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不应该一成不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领域，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僵化起来，把某种理论体当成模板和真理。我觉得这不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在有关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章中对这种现象做了批判。要应该敢于突破理论上的局限性，最起码要与时俱进，要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盲点。

其三，在理念或者图书馆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不要局限于以往的现代性图书馆学，要进一步拓宽以往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其实那里面有很多不完善的东西。当然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也是付出了很多人的心血，也有精华，我们该怎么继承还怎么继承。这是我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不一样的地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全部否定现代性，我不那么偏激，对有一些不够与时俱进、有碍于理论发展的观点和做法，应该勇于突破。后现代主义能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思想方法，我不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方法都正确。

其实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当中也有很多过于偏激，甚至是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观点，我当然不接受这些观点。我接受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理念上、思想方法上，我们要善于观察我们自己的缺陷，不要局限于以往传统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考方式，不是说它的观点多么地正确，它能给我们一种启发。我们可能长期以来对某一个问题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后来接触后现代主义就会觉得其实不完全这样，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东西。我提出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更多的是希望从思想方法上引起我们的注意，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并不是把西方后现代主义全完照搬过来。很多人认为后现代图书馆学是不是把西方的东西完全套在我们图书馆领域，把传统的东西都给否定掉了，其实这是理解错了，没有真正领会我文章里面的旨意。我不会提出一个观点就把别人的观点都给否认掉了，我不可能那样做，那也太武断了。正如后现代主义指出来的，你的正确别人的就不正确了吗，我专门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去谈论，当然也对现代图书馆学有些现象做了一些批判，但并不是否定现代图书馆学，该继承就得继承，该发扬还得发扬。现代图书馆学也确实有不够与时俱进、需要突破的一些局限性，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给我们一种思路和启发，我主要是借鉴、提倡这个东西。

刘锦山：方法很重要，方法上有突破，有更新了，学术研究才能有大的发展。

蒋永福：我也是因为看到了有些东西，比较长时间没有突破，形成了惯性和思维定势，而且对于新进入本学科的一些年轻人，容易产生误导。因为我在从事本科生的教学，将来他们是我们事业的继承人。这方面我得做一些工作，不要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不去做一定的突破，这对事业和理论发展都没好处。我只是想在这方面有点突破，只不过我自己命名为后现代图书馆学。

刘锦山：是的。这与其他领域的思想发展是一致的。

蒋永福：其实我国哲学领域、文学领域，对后现代主义上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图书馆界，基本上没有人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样的角度、立意、思维方式进行研究，我觉得我应该站起来说几句话，也有利于其他同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他学科的人总认为图书馆学理论水平不高，好像我们多么落后和封闭似的，不要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图书馆学也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没有明确说出来，我现在把它明确说出来了。

参考文献：蒋永福作品目录

一、文章

1.关于图书馆经济学的若干断想，黑龙江图书馆，1987（6），省级。

2.文献中的“马太效应”，黑龙江图书馆，1988（6），省级，国家学会优秀奖。

3.图书馆效益论纲，图书馆学研究，1988（5），省级。

4.试论图书馆从服务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黑龙江图书馆，1989（5），省级，厅级二等奖。

5.软科学及其文献，世界图书，1990（1），国家级，核心期刊。

6.文化、文献与人，情报科学，1990（1），省级。

7.文献熵及其控制浅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0（1），省级，核心。

8.熵与文献熵，情报学刊（技术与市场），1989（5），省级，核心。

9.文献之社会物理学思考，情报业务研究，1990（6），省级。

10.农业中专图书馆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88（4），国家级。

11.关于文献属性的新思考，图书馆学刊，1990（3、4），省级。

12.《黑龙江图书馆》引文分析，黑龙江图书馆，1990（3），省级。

13.图书馆学的三个范畴——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二，黑龙江图书馆，1990（5），省级。

14.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省级。

15.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三，黑龙江图书馆，1991（6），省级。

16.文献学若干理论问题，情报业务研究，1990（2），省级。

17.书目、文摘、索引比较研究，图书情报工作增刊，1991，国家级。

18.试论综述，图书与情报，1992（4），省级，厅级三等奖。

19.图书馆学的理论重心及其走向，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3），国家级，核心。

20.从书目控制论走向文献控制论，图书馆，1993（1），省级，核心。

21.图书馆政策：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3），省级，厅级一等奖。

22.馆长论，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4），省级。

23.用户行为规律，当代图书情报研究，1993。

24.市场经济氛围中的图书馆，图书馆建设，1993（5），省级，核心。

25.文献、图书馆与人，图书馆，1994（4），省级，核心。

26.《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评介，图书情报工作，1994（5），国家级，核心。

27.信息运动十大规律，情报资料工作，1998（5），国家级，厅级一等奖。

28.图书馆参考工作：它的定义、实质及效果评价，图书馆学刊，1993（6），省级。

29.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5），国家级，核心。

30.图书馆与人类的记忆，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国家级，核心。

31.认知图式与信息接受，图书馆建设，1999（3），省级，核心。

32.传统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比较研究，图书馆学研究，1998（6），省级。

33.论知识组织，图书情报工作，2000（6），国家级，核心。

34.《现代索引文摘法》评介，图书情报工作，2000（8），国家级，核心。

35.客观知识与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国家级，厅级一等奖。

36.论知识组织方法，图书情报工作，2001（1），国家级，国家学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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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论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图书馆杂志，2002（11），省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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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目录

1.信息自由及其限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图书馆学通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三、主持的课题项目（部分）

1.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6。

2.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优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09。

3.发展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政府责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06。

4.信息公平与公共图书馆研究，省社会科学项目，2004。

5.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省社会科学项目，2005。